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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曾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如今却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照相技术的发明让历史的碎片得以固化在胶片上流传后世，但我们自己掌握的“碎片”却异常之少。华裔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在寻找“百年辛亥”的影像资料时，痛心地发现两岸对于历史资料的漠视和曲解，一个心智成熟的社会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

　　被遗弃的国家影像

　　一名身着戎装、手拄佩剑的年轻军人，面容严肃，眼神坚毅，仿佛正透过百年的历史烟尘，注视今天。

　　这是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拍摄的一张照片。民国创立前后，他来华十年（1904~1914年），留下了当时中国人生活的若干真实侧影。

　　刘香成把它选为辛亥百年纪念影集《壹玖壹壹》的封面。他说，这名军人身上有着那个非凡时代的独特烙印，我们彼此还有眼神上的交流，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1911，没有前因，就不会有后果”

　　2010年四五月间，刘香成穿梭于京沪两地，为他与凯伦·史密斯（在华工作的英国当代艺术评论家）合编的影集《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进行推广。

　　这是应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之邀编撰的一本厚达500页的大书，收入了反映这座中国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跨越三个世纪历史的500多张摄影图片。

　　大约在那前后，一项更具挑战性的新工作，正向这位早已蜚声世界的华裔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得主招手。北京中华世纪坛和歌华文化的负责人找上门来，请他帮忙策划辛亥100周年纪念的项目。他们只是出了个大题目，具体怎么做，由刘香成本人自行定夺。

　　1911到2011年，是铸就了当代中国命运的100年。关于辛亥革命以及在此前后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大量中外学者长期关注，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新的解读不时出现。这给刘香成的工作提出了挑战。

　　对更善于用眼睛、用镜头观察世界，而又不必预设政治立场的他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在脑海中萦绕：

　　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社会精英，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国共双方，都承认辛亥革命对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意义，彼此表述却大相径庭。但无论解读有多大分歧，所有中国人都接受一个共同的语境：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经历了百年沧桑，蒙受了百年耻辱。没有这个大背景，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不会有“五四运动”，也不会有对如何改造中国、复兴民族持不同信念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几度分分合合，以及至今未了的恩怨情仇。

　　2011年不仅是辛亥革命100年，还是中美重新打开双边关系大门的40年。当年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新著《论中国》（On China）里说，在中国寻求与外界沟通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当代自由派国际主义者仍然认为，西方对待中国特别不公正，而中国正从曾经的劫掠中重生。

　　刘香成引用了基辛格这段话，作为《壹玖壹壹》序言的结尾。他希望这本影集“可以用看得见的方式，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作一点补充”。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只有一次、两次、多次大事件的不断加速，比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拳乱及辛丑条约、日俄战争等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才会最终爆发。

　　刘香成意识到，此刻他要去寻找的，不仅是“1911”那个特定年份的影像，因为没有前因，就不会有后果。

　　1839年，摄影在法国诞生。最早于1840年代后期，这种新技术就由外国人带入中国，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应用。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者之幸，更是刘香成之幸。

　　“我当时就想到，一定要找回那个时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及所有大事件尽可能完整的影像记录。”刘香成说。

　　“从台北到南京，中国人正在遗忘自己的历史”

　　刘香成编著的这本新影集，全名《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包括约300张图片，时间跨度大致是从1840年到1930年。

　　接受委托后，他的第一站是台北，那儿有国民党的档案馆。

　　但那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旅程。由于前些年台湾岛内政权更迭，国民党一度失势，连中央党部大楼都不得不匆匆“处理”，卖给了台湾富商长荣集团。长荣总算给国民党留了一点面子，在大楼6层腾出部分空间，作为档案馆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