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

　　章含之“最温暖的避风港”，对于洪君彦无异于冰窖。而当洪的哥哥劝章在君彦“最困难的时候，要多关心他”时，章却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这几句冰冷的话语，杀伤力怕是远远超过那些口号。无怪洪君彦说：“妻子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不堪回首》）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洪、章这类遭遇，尽管本人“刻骨铭心”，在“文革”大潮中却不过是些微小泡沫，惊涛骇浪多着呢。但二人的回忆和反思，却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四十多年来，大家反思“文革”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先描述自己遭到的残酷迫害，然后愤怒控诉“四人帮”和造反派，仿佛“文革”就是那四个人领着一帮匪徒在迫害十亿人。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革命群众更不消说了。曾几何时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转瞬间便被满街游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一场空前（但愿也能绝后）的大灾难，确实值得认真反思。但我觉得，与其控诉别人如何迫害自己，不如反思自己如何迫害别人。我们敬重周扬，不是因为他曾在秦城监狱里受苦受难，而是因为他出狱后，逢人便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