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两天看《歌德谈话录》,看到十多页,忍不住回头看译者是谁,朱光潜,嗯,不服不行。

　　没有一字不直白,但像饱熟不坠的果子,重得很。

　　看这本书,就像歌德说的“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生活本身已经变得多么孱弱呀,我们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哪里还有足够的力量能做一个诚实人,本来是什么样就显出什么样呢”

　　常有人把艺术说得云山雾罩的,看到这样的话就格外亲切,“我只是有勇气把我心里感到的诚实地写出来,……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迫使我创作《维特》的,只是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

　　说的人,译的人,都平实而深永。

　　朱光潜,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教科书的人物,歌德也是,老觉得隔了十万八千里。一听到别人郑重地说“老先生如何如何”,我就觉得隔膜,不爱去看。所以只是知道他们的存在。

　　朱曾写过一个故事,有人说和自己的妹妹在一个家庭里生活了20多年,但一直到两人的母亲临死的一刻,他才“看见”了她。

　　知道,和看见,是两回事。

　　二

　　昨天在《巨流河》里又碰到他。

　　齐邦媛写在战火中的武大,朱光潜当时是教务长,已经名满天下了,特意找到这个一年级的新生,让她从哲学系转学外文,说:“现在武大转到这么僻远的地方,哲学系有一些课开不出来,我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不适于哲学,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朱开的课是《英诗金库》,每首诗要她背诵。

　　1945年,战争未完,齐邦媛和几个同班的女生,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地上有薄冰,背诵雪莱的《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安宁’”。

　　当时的艰困,朱光潜上课时“一字不提”,只是有天讲到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写到一个女人,儿子七年没有音讯,说中国古诗有相近的话:“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竟然语带哽咽,稍停顿又念下去,念到最后两句,“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 They pity me, and not my grief. (如果有人为我叹息,他是怜悯我,而不是我的悲苦)”,他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阖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无人开口说话。

　　80多岁的齐邦媛,一生流离,去国离乡,却一直记得这个瞬间,“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中也似有强韧的生命力……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三

　　朱光潜是个敏感的人,学生到他家中,想要打扫庭院里的层层落叶,他拦住了,“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

　　但他没有颓废感伤的浪漫主义病,他喜欢人生的一切趣味,写过一个外交官,本来无须,下巴光光,但一直拿手在腮边捻,有人看不惯,觉得是官气,他却看得很有兴味,觉得诙谐。又写一个英国文学家和几个女人同路,别人都看他身边的女人,文学家不高兴了,面孔一板,“哼,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

　　他喜爱这些细节,只观察,不轻易评判,但这里自有一种力量。

　　他的学生第一次见他时,说:“他专注地注视,甚至逼视着你,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褶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他与各式各样的人与各式各样的倾向都保持接触,保持理解,但无论什么进入这颗心灵,都会呈现它本来的面目,无法故弄玄虚。“头一点我要求合逻辑。一番话在未说以前,我必须把思想先弄清楚,自己先明白,才能让读者明白,糊里糊涂地混过去,表面堂皇铿锵,骨子里不知所云或是暗藏矛盾,这个毛病极易犯,我知道提防它,是得力于外国文字的训练。我爱好法国人所推崇的清晰。”

　　他前后在欧洲几个大学里做过14年的学生,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并没有专修艺术,这样的人写和译的时候,把艺术被人裱糊出来的吓人嘴脸撕了个稀烂,有赤子般的诚实。

　　他写文艺批评,写到宋神宗有次看到苏子瞻“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词时叹息,“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他看到这里,直接说,这话“令人发呕”。

　　所以他写:“我应该感谢文艺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它教我学会一种观世法。……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们从‘我’这一副着色的望远镜里看世界,一切事物于是都失去它们本来的面目。”

　　四

　　1929年,当时社会风潮处处鼓呼让学生运动,他却让青年时时小心“十字街头上握有最大威权的是习俗。习俗有两种,一为传统,一为时尚。儒家的礼教,五芳斋的馄饨,是传统;新文化运动,四马路的新装,是时尚。传说尊旧,时尚趋新,新旧虽不同,而盲从附和,不假思索,则根本无二致”。

　　他说:“强者皇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新者盲从时尚,相习成风,每况愈下,而社会之浮浅顽劣虚伪酷毒,乃日不可收拾。”

　　所以他要呼吁在思想上要打破一切偶像,但“打破偶像,也并非鲁莽叫嚣可以了事,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

　　他说,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能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所以他写过为什么要研究美学,美无形无迹,但是“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从历史看,许多道德信条到缺乏这种基础时,便为浅见和武断所把持,变为狭隘、虚伪、酷毒的桎梏”。

　　蔡元培说,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所以他们这代人,试图在蛮荒上遍植青草,新绿烧成沙土,又有人在焦黑中栽下。1947年,朱光潜写文章说文艺的天性便是自由,“文艺不光本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运动,并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

　　他因为信仰这样的自由曾饱受折磨,在北大的广场挨批斗时,在现场的人后来写“他稀疏的头顶上白发在寒风中颤抖”。

　　他临逝前,有学生去看他,他写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五

　　他家保姆曾经说:朱先生在家里,连那两只猫都敢欺负他。他有一个扶手椅,是写作时坐的,那两只猫也经常去那上面休憩。有时候他过去,那两只猫也不躲闪,他挥着手:“走开!走开!”但那两只猫理也不理他。

　　朱光潜的女儿回忆,在“文革”时,“有时候,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闯进家门:‘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

　　善本身极为柔弱,但却不可征服。

　　他女儿说他是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文革’之后,我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得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我说:‘你还没有搞够吗’他说:‘我不搞就没有人搞了。’”

　　他终生恪守自己的座右铭:“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柴静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记者、主持人，文章原题为《此身 此时 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