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太太客厅’中的梁思成与林徽因”

近日，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故居”被拆一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人们不敢相信，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的“太太客厅”同许许多多的文物古迹一样，就这么消逝了。

　　遥想当年，北总布胡同的这个小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那里发生的每一次聚会、沙龙、饭局令这个国家的文化精英们始终津津乐道。

　　30年代北平最著名的文化沙龙

　　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到北平后，他们租下了位于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三号院，也就是今天东城区北总布胡同二十四号院。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舒适，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灰瓦铺成的屋顶，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边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窗棂。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家：“这所房子有两个虽然不大却很可爱的院子，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常拉着我的手，在背面的院子中踱步，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马缨花树和开白色或紫色小花的几棵丁香树，客厅的窗户朝南，窗台不高，有中式窗棂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阳可以照射到屋里很深的地方，妈妈喜爱的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动物、沙发和墙上的字画，都沐浴在阳光中。”

　　上世纪30年代初，在这个小院中，梁林夫妇吸引了一批知识界的文化精英，逐渐成为了当时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经常光顾的很多是喝过英美墨水的学者以及浸泡在民国文化圈里的各路人物，时人称之为“太太客厅”。

　　林徽因在这个名流云集的文化沙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当时住在西总布胡同二十一号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言:“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1932年，梁林夫妇结识了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他们两家恰巧住在同一条胡同里，费正清说：“中国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梁氏夫妇在我们旅居中国的经历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费正清夫妇一起到梁家去，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朗诵中国的古典诗词，那种抑扬顿挫、有板有眼的腔调，直听得客人入了迷。而且，他们还能将中国的诗词同英国诗人济慈、丁尼生或者美国诗人维切尔·林赛的作品进行比较。

　　而梁再冰对“太太客厅”也有着朦胧的记忆：“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她列举了一串名字：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逻辑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文学家沈从文……她说自己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

　　“徐志摩对梁家最大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

　　谈到“太太客厅”的常客，不能不提到两位特殊人物。一位是诗人才子徐志摩，一位是被称作“老金”的金岳霖。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在京沪两地都有工作，于是经常参加梁家的聚会。不知是因为上海的“十里洋场”使得他对“太太客厅”这种高质量沙龙有着极大渴求，还是夹杂着对林徽因难以割舍的情感，总之，梁思成家成为他在北京的主要落脚点。他是“太太客厅”最活跃的参加者。有人担心，多情的徐志摩会不会抛弃陆小曼，转而再次追求林徽因。

　　一次，梁家曾为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柏雷博士举办主题欢迎茶会，而柏雷是徐志摩最爱慕的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姐夫。茶会结束后，他留给林徽因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哪能便死？”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在济南附近遇难。噩耗传来，林徽因痛哭失声，昏倒在地，而梁思成则和张奚若与沈从文等人前往济南料理后事。柏雷博士的主题欢迎茶会，成了徐志摩在“太太客厅”的最后一个活动。

　　不一样的是，金岳霖一生都在围着“太太客厅”转，从未远离过。老金之所以和梁家结缘，正是由于徐志摩生前“搭桥”。费慰梅曾说过：“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

　　金岳霖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习商科。后兴趣转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成为逻辑学家，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担任首任系主任。老金和梁林夫妇一见如故，很快就融入了“太太客厅”的体系里，并迅速跨入了追求林徽因的队伍之中。

　　1931年的一天，梁思成出差回来，林徽因很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金岳霖获悉后告诉林徽因：“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1932年，金岳霖为了更方便参加沙龙，把自己的家也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紧挨着，并在自家与梁家客厅相邻的墙上开了一小扇门。从此，三人终身为友，金岳霖则终身未娶。每逢林和梁吵了架，金总会来做和事佬。

　　金岳霖曾回忆说：“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喝的是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但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