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不知《时务报》，即不知近代报刊业的发端；记者不知梁启超，便不知新闻健笔之鼻祖。1896年8月9日，中国人办的第一本启蒙杂志《时务报》创刊，创办人和主笔是梁启超，同仁尚有黄遵宪、汪康年等。这份旬刊以开启民智、变法图存为宗旨，发建立民权国家之新声。

　　先有报刊，后有现代国家。先有舆论，后有“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更何况清朝末年文字现代化自报刊始，而梁启超乃中国白话文写作大家。他以其汪洋恣肆的文笔才力，让观念老朽、表达呆板的“八股文”相形见绌。胡适赞曰：“文字成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青年。”

　　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报》吸引全国各地读者关注并赞助的原因，是它打开中国报业看世界的第一扇窗，让读者呼吸到来自五洲四海的新鲜空气。它首重言论，刊于头条，主要栏目为“东文（日文）报译”、“英文译编”、“法文译编”等。译编文章分为“中国时务”、“外国时务”。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作为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的梁启超对国家与民族所做的贡献，至少在文化界恐怕难有望其项背者。即使在5000年华夏历史上考量，其开拓中华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字、新人格的成就也堪称巨大。

　　正是梁启超，最先发现民族劣根性。早在1903年，他就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说：“吾人其有伟大国民之欲望乎？则亦培养公德，磨砺政才，剪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他指出当时中国人的顽疾：缺爱国心，少独立性，乏公共心，亏自治性。

　　当30岁的梁启超发表《论》的观点时，23岁的鲁迅正在日本读书，开始注意国民性问题。该是梁启超的真知灼见，启发了后来者鲁迅，让他于1921年写出了旨在揭示民族劣根性的小说《阿Q正传》。很显然，发现民族劣根性、并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这份功劳，理应记在梁氏身上。

　　梁启超煌煌著述《饮冰室合集》，洋洋1400多万字，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博大精深，气度非凡，至今读之仍豁人眼目，发人幽思，启人心智，动人肺腑，此等大家风范亦可为近一百多年以来执笔为文者中第一人也。而其“学术之渊粹，人格之崇峻”更可谓无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