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时又是个颇有文人气息的汉奸。早年是小有名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又成为三民主义理论家，再后又是汪伪“和平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一贯善于文墨、勤于写作，写的内容却经常见风使舵、变化多端。

　　与蒋介石一样，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37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起开始，一日一页，一年一本。家中遭遇火灾，老婆首先抢救珠宝首饰，他则马上去抢救其日记，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重视。在回忆录方面，他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刊载在《古今》等杂志上，1943年由杂志的古今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往矣集》。

　　《往矣集》内收《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苦学记》、《扶桑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走火记》、《自反录》等篇。《苦》篇所记，主要是家世和幼年从学经历。《扶》篇所记，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包括他发起组织共产党的经历。《盛》篇记述回国后到抗战爆发的从政历程。串联来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传视之。这一点和陈公博的《苦笑录》差堪相似，都是“半截子工程”，都只记述成为汉奸之前的从政生涯，从题目“往矣”、“苦笑”来看，也都别有怀抱、充满悲情。

　　《古今》杂志主编朱朴所作序言中称，《往矣集》乃是《古今》杂志所推出的《古今丛书》的第一种，收入者多是周佛海为杂志所撰特稿，并称:“在过去十数期的《古今》中，虽名作如林，无篇不精，但是读者所最欢迎各方所最注意的，当推周佛海先生之作为第一。”

　　朱朴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依我个人的分析，全在于一个‘真'字。一般人读了《三国志》及《水浒传》两部小说，没有不对于张飞李逵二人引起无上的敬爱者，无他，因为张飞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字的表现而已。”“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热烈，待人之真诚，行为之侠义，没有一个比得上周先生的。”虽是阿谀之辞，但周佛海在“气焰正盛”时的文字，除了以奉承汪精卫的《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作为开篇之外，的确没有太多“官场气”。这也是此书可堪一读的原因。

　　野心与革命

　　周佛海早年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由于聪慧好学，成绩超拔，也素来“醉心”政治。家乡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中记述:“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这无疑是一个穷学子信心百倍渴望出人头地的真实写照。

　　机缘巧合，在老师和同学资助之下，他得以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还写了不少分析国际政治、推介新思潮的文章到国内杂志投稿。他的政治开篇，是回国省亲期间，结识陈独秀等，遂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一大”，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仅在陈独秀之下。

　　回忆自己参与发起共产党，周佛海坦言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虽然现在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但是当时意气之豪，实可以上冲云霄!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一大”期间，周佛海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被报纸曝光，他也受到党内批评。会后，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后又被捕），周佛海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陈独秀出狱后，他携杨淑慧返回日本。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可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中选择其一读书。“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