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

　　世间有一种人外表温软，但内心实则十分强悍，钱钟书即是一例。钱钟书字默存，据说，是因为他小时候口无遮拦、常得罪人，为此父亲钱基博特地为他改字“默存”，意思是告诫他缄默无言、存念于心。钱钟书表面看着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其实不然，他骨子里有传统士人的那种倔强与狂狷。

　　对同时名家大都瞧不上

　　1933年夏，钱钟书清华即将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1938年钱钟书从欧洲返国，西南联大正式延聘他为外文系正教授，这在当时是破格聘用，因为他只有28岁。如此礼遇可谓厚矣。但钱在西南联大并不愉快，只教了一年即离开了。他离开时曾扬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1980年后法国及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邀请他去讲学，他都先后一一拒绝了。他说“七十之年，不再走江湖了。”钱钟书不愿在清华读研究所、不愿在牛津与人合作写书、不愿长期呆在西南联大，所有这些都与他狂狷的性格有关。

　　钱钟书自视甚高、性情狷介，对同辈学人多有臧否。在《林纾的翻译》中钱氏刻薄道：“假如有人做一个试验，向他说：不错！比起先生的古文来，先生的诗的确只是‘狗吠驴鸣’，先生的翻译像更卑微的动物——譬如‘癞蟆？——的叫声’，他将怎样反应呢？是欣然引为知己？还是怫然‘痛争’，反过来替自己的诗和翻译辩护？ ”

　　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钱钟书均深表不满。钱氏1978年在意大利所作《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演讲有云：“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那时候，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 ”这最可见他对胡适派学风的不满，同时亦显示，钱氏本人的学问取向正是所谓“词章之学”。他又指出：“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 ’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显然钱钟书这里是针对陈寅恪而言。

　　林语堂可谓“文坛名宿”，但同样遭到了钱钟书的贬损。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钱钟书大加嘲讽：“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鸣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是因为脸太长的缘故……所以幽默提倡以来，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批评辛辣尖刻，毫不给面子，而林氏只得默对。